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大安全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向预防转型”。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从2000年的36.2%提高到2021年的64.7%。城市是一个因素高频流动的开放社会体系。面对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整体发展和安全，高度重视公共安全的治理。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10.5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数字技术迭代迅速，普及广泛，渗透深刻，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和生产生活，是当前公共安全的最大变量。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当前社会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命题。
一、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路径
数字技术主要是指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控制等技术。公共安全治理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和信息安全。数字技术赋予公共安全治理权力，即数字技术通过信息感知、反馈、分析、决策和干预，重塑和提高社会保障、应急管理和信息安全带来的治理体系。这是数字技术迭代和公共安全问题应对持续互动影响的过程。
与其他技术不同，数字技术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连通性和连通过程中的数据记录。因此，数字技术使公共安全治理主要通过改变主体关系，即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参与者基于信息和数据的互动，提高政策协调，实现公共安全系统治理、精细治理、源头治理、智能治理、高效治理、敏捷治理等目标。具体来说，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将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下图)。首先，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可以通过数字授权，有效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甚至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安全管理资源和行为，确保政府内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兼容性，提高公共安全管理的完整性。其次，作为参与者的社会力量可以通过数字授权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作和合作，实现政策设计目标与参与者之间的政策实施目标的一致性，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性。
二、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进展
20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基础，社会稳定是国家强大的前提。在风险社会和数字社会的背景下，公共安全是社会发展的优先价值。支持和引导科技使公共安全治理成为地方政策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基于公共安全治理的责任主体和参与者的分析框架，当前数字技术使公共安全治理的进展主要如下：
（1）数字技术的连接带来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部门与层次关系的变化，增强了公共安全管理的协调性
一是部门间安全信息快速互联互通，公共安全治理条线协调性增强。基于数据技术，各地公安、信访、交通、应急管理、卫生等职能部门的公共安全数据实现了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社会保障、生产安全、灾害响应、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保障稳定工作得到更大范围的协调，公共安全职能得到重组，公共安全业务得到协调，公共安全治理效率得到提高。
在国家层面，为了更好地协调应急管理，上一轮机构改革整合了防灾减灾、消防、安全监督等系统，成立了应急管理部门，更好地协调地质、气象、建筑、植被、照明等大数据的应急管理。在地方层面，基于公共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公共安全管理形成了安全问题识别、转移、执行处置、日常监督、评价反馈、监督评价闭环、安全管理从部门“功能”到安全“任务”，迫使政府部门围绕“任务”实现相容的政策目标，配置协调的政策工具，最终实现更有效的公共安全管理。例如，一些地方依靠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燃气、排水、桥梁、消防、电梯、轨道、交通、森林火灾等数据库，建立“工业互联网” “安全生产”智能预警信息平台可以有效实现公共安全风险的综合监测、分析、预警和联动处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
二是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更加扁平，公共安全治理的上下联动性增强。数字技术的连接使公共安全管理部门的信息反馈和交流更加方便，信息不对称性减弱，上级公共安全政策的意图更容易被下级理解、支持和实施，下级分散的公共安全信息更有效地被上级收集和用于安全决策。以我国基层网格管理为例，网格管理将城乡社会根据空间分为小风险网格，每个网格配备发现和处理问题，配备数字设备网格是安全信息终端，可以将安全风险、事物、事物信息更新到网格平台。联通各级网格平台使各级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和跟踪基层安全风险和处置情况，在原政府自上而下、层次化的安全管理结构中增加了自下而上、网络化的管理渠道，使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更加平坦高效。
（2）数字技术的连接加强了公共安全管理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合理分担了公共安全管理任务
一是企业可以通过公共安全信息技术更深入地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在社会保障领域，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是基础，其中设备生产、日常运行保障和数据处置都依赖于企业的直接干预。公共安全管理也促进了安全信息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在企业和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一线工作的信息技术人员，有效分担了政府的公共安全任务。在流动人口治理领域，政府部门、水电供暖等公共设施企业、物流快递等市场实体中的数据被用于人口大数据分析，系统识别住房使用状态和居民安全风险特征，提高警察工作的针对性和效率。在应急管理领域，视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应急风险监测、现场调查、救援调度和管理培训。政府应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越来越与企业和技术的背景支持不可分割。
二是个人可以凭借自媒体和政府服务热线成为公共安全的监督者、维护者和保障者。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群防群治，信息化使群防群治更容易实现。例如，“朝阳群众”是信息技术帮助安全信息及时反馈给公安系统的重要案例。越来越多的家庭在私人住宅、汽车和其他设备上安装摄像头，以更好地保证家庭成员的驾驶、财产和生命安全。公众不仅依靠自媒体和移动网络终端发现公共安全隐患，还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安全权益。例如，犯罪嫌疑人的施暴情节在“唐山打人事件”中被客观、真实地记录和曝光，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安全权益。再比如，公共安全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政府服务热线和平台企业的紧急求助热线。一些地方整合了110、12345等热线，使公众的紧急帮助、报告等信息更快地传输到相关部门，跟踪和监督事件处理过程，大大提高了公共安全治理的社会协调性。
三、数字技术给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数字技术为公共安全管理提供了信息基础、技术平台、工具能力等支持，有助于实现公共安全的全周期和整体管理。必须指出的是，数字技术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一)在社会保障维护方面，数字技术使犯罪手法日益翻新和隐蔽，数字犯罪增多，打击难度更大。
虽然数字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但也逐渐被犯罪分子所利用。数字技术正成为诽谤、赌博、毒品、欺诈等传统犯罪的主要实施手段，成为传统犯罪的媒介、场所和工具。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等数字犯罪日益增多。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2020年，中国未成年网民遭受讽刺或虐待等网络暴力的比例为19.5%，账号密码被盗的比例为13.3%，计算机中毒的比例为11.1%。
数字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技术门槛降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操作日益简化，犯罪的技术门槛降低，数字犯罪的发生加速。二是高额非法收入的诱惑。网络交流的普遍性和网络交易的便利性使数字犯罪产生了巨大的非法收入，诱使犯罪嫌疑人将犯罪场所转移到虚拟空间。三是数字犯罪隐蔽性强。网络的匿名性使犯罪嫌疑人能够远程控制，隐藏在黑暗中进行犯罪，大大降低了犯罪成本。四是公众自我保护意识低。网上有很多虚假信息，有些人容易贪小便宜，盲从轻信，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机会。近年来，大多数情感网络诈骗都是解释。五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在网络时代，信息共享更加频繁和简单。由于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政府监管，犯罪分子可以窃取和窃取大量个人信息，使个人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支付账户和密码等重要信息容易被他人非法使用。六是打击数字犯罪难度大。网络犯罪方法多种多样，网络犯罪中使用了“钓鱼”网站、恶意代码、网络爬虫、木马程序等。犯罪分子可以通过高科技破坏证据，阻碍调查，这些犯罪方法涉及的软件和程序大多是专业技术概念，很难将其判定为破坏性或干扰性行为，或者准确地将其归类为定罪和量刑所需的具体法律事实。
（2）在政府应急管理方面，数字技术本身的安全风险难以及时理解，政府和社会需要更多地处理由技术故障引起的紧急安全事件
由于人类认知和理性的限制，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技术用户无法有效预测和应对可能的技术风险，导致安全风险难以消除，应急管理负担增加。例如，2021年“五一”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铁路公安局发布通知称，京广线铁路定州市因大风吹拂农田内的塑料地膜，地膜挂在列车上方的电线上，导致电源接触网瞬间绝缘断电，动车网络受到影响，部分列车延误。
由于现有的政府信息系统和互联网平台包含了大量涉及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宝贵数据，一旦系统出现技术漏洞，其安全风险将难以估量。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现，自2022年2月以来，中国互联网继续遭受海外组织网络攻击，严重危害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商业技术秘密安全和大量个人数据安全，也反映了技术应用中的内生安全风险。
（3）在个人心理安全方面，数字技术为政府和市场机构扩大视频监控和个人数据收集范围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整体社会安全水平，但难以保证个人安全
近年来，智能城市、智能政府事务、智能安全、智能社区等项目的推广，使数字技术进一步成为政府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工具，有效提高了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然而，这些项目也引起了公民隐私暴露和信息泄露的焦虑，进而引起了人们对私人财产安全和人格安全的担忧。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全年共有107起未脱敏公民个人信息展示事件，涉及近10万条敏感信息，203起个人信息非法销售事件。
应当指出，公共机构建立了基于图像采集和数据共享的庞大数据库，但个人信息保护尚未形成成熟的法律规范。监管滞后是数字社会提高个人安全感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严格规范公共安全视频收集和使用的法律。天网工程的管理规范只停留在区域层面，面临标准不同、执行不严的问题。只有少数地方法规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视频监控“公共范围”与公民“私人领域”的界限模糊，难以消除公众对公共安全管理技术应用的担忧，迫切需要制定统一标准、严格执行、明确责任的规范。
四、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建议
为了顺应数字社会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满足公共安全的发展需要，建议加强法治保障，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更加重视数字社会的风险防范，全面提高打击数字犯罪的能力。
(一)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的重点是适当约束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伦理规范和行为指南。根据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部署，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细则，明确数据收集者和处理者的责任，规范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和市场实体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限制监控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定义数据处理器的准入资格和权限，严禁滥用超过法律规定的技术。明确个人信息主体享有一般权利，包括知情权、访问权、书面授权同意、合理拒绝等特殊权利，明确定义个人敏感信息的范围，建立侵权损害的认定和裁决标准。
(二)促进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社会协调与公众参与
政府部门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引入数字技术，坚持生命第一、人民第一的原则，在公共安全管理场景选择、过程监督、绩效评价过程中注重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提高公共安全智能管理与人民公共安全发展需求的匹配。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和数字技能的普及，缩小公共安全管理领域的数字差距。鼓励以短视频、微信官方账号、政府微博等新媒体的形式向社会披露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手段和流程，增强公共安全治理的透明度，保护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治理服务的多元化社会化供给，增强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安全治理的平衡性和可及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在制定公共安全治理标准、行业自律、政策倡议和民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企业作为技术授权公共安全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应认真履行依法使用、保护信息、遵守科技伦理的社会责任，积极加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风险和漏洞的分析、预警、研发和创新。公众应适应变化，提高数字技能，遵守数字文明规范，积极参与数字监督，全面参与公共安全管理，巩固自下而上的公共安全协调管理体系。
(三)更加注重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的技术风险防范
支持国家对大数据、公共安全治理及其交叉领域的科研支持，积极关注数字技术干预公共安全治理的国际动态，增强对数字技术本身及其社会风险的认识。鼓励政府研究机构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解决问题，不断优化数字技术方案设计，使公共安全管理得以实现，提高公共安全管理的安全和效率。加强数字防火墙建设，监督和保护政府治理体系中的各个步骤和过程，降低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加强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大数据平台建设，整合灾害、安全生产、农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社会矛盾、舆论发展、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数据库，进行动态监控，发挥大数据风险研究和判断、预测和预警、智能决策的作用。
（四）全流程提升对数字犯罪的打击能力
在预防环节，以数据监管、技术监管为手段，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算法评估和审查，防止违法获取、传播和交易数据。同时，依托国家反诈小程序(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加强数字犯罪有关法规和案件的宣传，提高社会对数字犯罪的警惕意识。在治理环节，强化公安、应急管理、网络电信、金融、司法等部门的信息互通和政策协同，加强对网络运营商的行政检查和指导，不断提高数字犯罪管控能力。在打击环节，在现有的“净网”“雷霆”“云剑”系列行动基础上，根据网络犯罪发展趋势和方向，及时调整专项行动打击方向和内容，重点打击数字诈骗、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数字犯罪，强化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泄露买卖数据、侵犯数字产权等犯罪行为的打击，维护社会安全环境。在惩治阶段，加大对非法账号、非法技术软件、恶意平台等的惩处力度，强化数字科技与刑事执法融合，有效惩治数字犯罪。